前有太阳能马路 后有太阳能自行车道

[127] 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我们国家现在哲学甚至政治学的学者，好多阅读量很广，而我们相当多的法学学者只看法学的书，甚至有好多人的兴趣就局限在他研究的二级学科。我们是在价值层面进行判断的，是从逻辑的终极性上进行判断的。

学术成果的规范化程度可以看出学者的学术训练、学术素养。选法史作为研究方向最为直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乔伟老师是我们这一届同学的启蒙老师，他与一般法史学者最大的不同就是他通过理论阐述能够把今天和古代结合起来。当时的认识是把法学理解为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科学。张文显：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能解释什么是幸福。当时三位青年，是怎么碰撞到一起的？您们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学术背景下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 徐显明：文显和我俩，严格来说不是一辈儿的。

中级需求，例如安全需求则不太容易满足，再如高级需求，如社交需求，与人交流，高山流水觅知音，酒逢知己千杯少，也较难满足。这是社科法学当时的情况，背景一定要掌握。[52]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 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65页。

立宪党导民主制的价值正是共同自由，即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相结合的共同体的自由。但是中共仅是中国的一部分，以政党而论，除了中共产，还有八个民主党派，这又意味着中共不能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和党国不分。要使得宪法具有约束力就必须有实施机构，没有强制力实施的法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译者序第4页。

党争民主制是多头（两党牵制和三权分立）来分权，但多头也有配合的一面。现代化体现在社会形态上的转变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在经济上的表现是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分工交易的市场经济，在政治上的转变是从专制政治到立宪政治。

消极自由是主体免于束缚的自由，积极自由是主体成为自身主人的权利。[123] 程蓬如译本和尹宣译本都不准确，根据英文直译更好。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看到了第一波民主所导致的混乱和不平等才提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党内监督是指党内的监督机构对自身变质的防范，党内监督机构的成员不能是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的成员，以起到适度制衡的作用。

有组织地集中使用暴力，是无数私人手中的破坏性暴力之外唯一的选择。党导民主制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党争民主制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对此，托克维尔有非常敏锐的预见：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事实上，以党代政或者党政不分的对立面是党政分离，在党政不分与党政分离之间有党导政。[39] 于歌：《现代化的本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每个群体或社会中都会有老大，老大的权力规范除了其他主体的约束，更重要的是从自身长远利益出发自我约束，自我约束的规范化就走上了法治的道路。共同自由既是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

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不同国家政治力量分布也不相同，因此不同国家所采取的宪政模式自然不同。如果我们自信我们的制度，党与政、党与军、党与民、党与学、党与国等等是分开的，但不应该分离也不可能分离。同时，党应该是民主的党，国应该是民主的国，以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形成民主的党导国体制。我们完全不理会所有的批评，而仅仅用中国特色来回应，使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办法。凯瑟琳?扎科特、迈克尔?扎科特：《施特劳斯的真相：政治哲学与美国民主》，宋菲菲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二章施特劳斯—现代性—美国。进入 柯华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共同自由 党争民主制 党导民主制 。

立宪党导民主制与立宪党争民主制构成了相互竞争的制度模式。过去的执政党不一定是现在的执政党，现在的执政党也不一定是未来的执政党，这导致党政分离是必然的，党国分离也是必然的，军队不可能是某一个党派的，司法不可能是某一个党派的，因此，军队国家化和司法独立顺理成章。

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还存在的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大逆不道。为了避免每个个体对自身权利过多的追求以至于社会走向分裂，现代社会主义制度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都进行适当限制，使每个个体尽可能在社会中处于和谐状态。

致谢：笔者在完成拙作过程中得到多位老师和同学的帮助。[146] 方绍伟：《持续执政的逻辑》，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第382页。

问题的关键变成了如何严格按照法治标准落实党内规治和党导规治。[7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第二版。民主政权的统治能力主要是体制能力，其次才是首脑能力。葛兰西：《现代君主论》，陈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68]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版，第40页。[17]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2页。

[10] 施特劳斯主编：《政治哲学史》（第三版），李洪润等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在2016年初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习近平明确表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中国已经成为负责任的国际性大国，中国需要积极展示自己的大国形象，开放地与所有国家进行对话，乐于争论，提出自己的大国理论——现代社会主义理论。比如，党对党的领导应该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党对社会的领导需要有张有弛，党对学术的领导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如习近平所言：遵循知识分子工作特点和规律，减少对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干扰，让他们把更多精力集中于本职工作。

在威权与民主的权衡中我们一般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民主体制，然而如果以两善相权取其优来判断，那么由道德品质高尚和领导能力超强的先进政党主导的威权体制会更好。除了此类监督机制以外，宪法的重要性在于其是法律，具有强制的约束力。在此背景下，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式上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加器用现代化形成的的经济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是立宪党导民主制。

领导是做正确的事，管理是正确地做事，领导权是决策权，管理权是执行权。党政分离实质上是多党代议制民主国家的基本制度，党国分离、党政分离、军队国家化和司法独立等等话语都是西方多党代议制民主的必然结论。

我们现在必须进行制度化和规范化的领导，我们应该根据不同领域的规律制定出党领导的刚性规则和柔性规则。在党政关系上，总书记与总理的关系就像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关系，董事长决定做正确的事，总经理按照董事长的指示正确地做事。

[90] 韦尔：《政党与政党制度》，谢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适度赋权使得每个人的自由权和财产权都是有限制的，其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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